《求是》最新刊文罕见“四连评”供强需弱，这次点到了根子上！

文/识局智库研究组 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，《求是》杂志曾连续三期刊发评论员文章，分别以“立足优势”“改革发力”“政策协同”为主题，拆解供强需弱这个当前经济面临的棘手问题。 11月初出版的最新一期（2026年第21期），又刊发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郭春丽的署名文章《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》（可点击文末“阅读原文”查阅），焦点依然还是供强需弱。 前三篇评论员文章，第一篇讲我们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，破解矛盾有底牌；第二篇讲光靠政策刺激不够，得靠改革拆掉抑制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；第三篇讲政策之间不能各唱各的调，要把发展和民生嵌在一起。 三篇读下来，方向似乎清晰了，工具箱也亮出来了。 但浅见以为，把问题又往前推了一大步的，是最新的郭春丽这篇。 01 郭春丽的文章没有停在“政策该往哪使劲”的操作层面，而是追问了一个更底层的追问： 为什么政策一直在使劲，供强需弱却反复出现，持续时间比以往几次下行都长？ 她的回答很直接：不是政策力度不够，而是发展阶段已经转换，但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增长的传统模式还没有真正退场。 她把当前矛盾的特征概括得很锋利——经济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，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。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，它指向的不是工具本身变钝了，而是工具所服务的增长逻辑还嵌在旧模式里。 逆周期调节加投资、出口拉动这套组合拳，设计前提是生产端能够顺畅地把资源转化为供给、供给又能够被外需和投资吸收。 当这个前提发生变化之后，同样的工具打出去，回声自然越来越弱。旧工具失效本身，就是旧模式需要退场的证据。 02 这才是“四连评”里最值得琢磨的地方。 郭春丽把供强需弱从总量失衡的叙事里拉了出来，重新放回结构错配的框架里。她的判断是： 不是供给绝对过剩，而是低效供给过剩与高质量供给不足并存；也不是需求绝对匮乏，而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发育不足。 这句话否定了两种常见的简化式药方： 一种认为把过剩产能压下去，供需就平衡了；另一种认为发钱刺激消费，需求就上来了。 郭春丽指向的是第三种可能：供给端和需求端之间的传导链条本身出了问题，而链条的起点，埋在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里。 她拆解出以下四重惯性。这四重惯性看似并列，实则同出一源：都是同一套资源配置逻辑在不同维度上的展开。 从时间维度看， 重生产、轻分配的导向意味着资源配置在当期向生产端倾斜，等于向未来透支消费能力。 从空间维度看， 出口导向特征依然明显，生产能力的市场指向优先海外而非本土，产品迭代追着外需订单跑，一旦外需收缩，围绕外需形成的产能就集中暴露为过剩。 从方式维度看， 投资驱动扩产能的路径是建设期形成需求、建成后转为供给，在基础设施趋于完善、城镇化放缓和人口达峰之后，新增产能越来越难以被同步扩张的需求消化。 从质量维度看， 规模扩张的惯性让供给端竞争还停留在成本和数量上，而需求端已经转向品质和体验。 四重惯性叠加，指向同一个结论： 居民消费率停在40%左右，不是老百姓“不愿花”，而是一整套资源配置逻辑长期把重心放在生产端和海外市场，消费端被系统性地留在了后面。 03 这个判断有几个关键数据支撑。 2025年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大约在51.3%，低于美国的56.2%、欧盟的57.2%，而且近年基本稳定在51%到52%之间，没有出现趋势性抬升。 2025年的中国居民消费率40.0%，全球平均水平在56.6%左右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是52%——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.3万美元，消费率却低于处在相近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均值， 这说明“能力没有跟上”是结构性问题，不是发展阶段问题。 收入端和保障端同时被卡住，“能花的钱”和“敢花的底气”都不够，消费率自然上不去。 另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数据是对外贸易依存度：从2008年的59.2%降到2025年的32.7%，这个下降说明内需的相对权重在上升。 但同一时期，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2.0%，内需整体贡献率达到67.3%。 权重上去了，能力却没有同步跟上。这恰好印证了郭春丽“出口导向特征依然明显”的判断，两者并不矛盾。 04 理解了这一点，再回头看前三篇评论员文章和2026年的财政安排，一条线就串起来了。 第一篇讲“优势”，回答的是有没有底气转；第二篇讲“改革”，回答的是靠什么拆掉旧模式；第三篇讲“政策协同”，回答的是新模式在当下怎么落地。 而2026年的财政安排，恰恰是“政策协同”从纸面走向操作层面的一个清晰注脚。 赤字率按4%左右安排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首次迈上30万亿元台阶，教育、社保和就业、卫健、住房四项民生支出合计12.4万亿元，在总支出中占比41.3%，达到近年最高点。 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，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，育儿补贴按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，20